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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美利坚第一叛国者:副总统缘何面目可憎?

201904月19日

书摘|美利坚第一叛国者:副总统缘何面目可憎?

所以,从伯尔仅存的少数信件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自信的贵族是如何利用公职想尽办法赚钱的。1796年,在他当选副总统无望后,他对参议院席位失去了所有兴趣。他不再出席参议院的会议,并将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了投机倒把上。接下来,他加入纽约议会,希望藉此能够帮助他的商务伙伴,改善自己的财务状况。他力图推动免税法、桥梁与道路建设特许执照、土地报酬、外侨购买土地权,所有这些计划背后都有他与朋友的利益。1798至1799年,伯尔操控曼哈顿公司——以纽约市供水的国家特许执照作为幌子建立了一家银行——只是他众多自私自利的欺诈行为中最声名狼藉的一个。1801年,当他成为副总统后,他甚至动过继续当律师的念头。他问朋友,“带着职务的影响力上法庭”是否行得通?直到朋友告诉他,副总统上法庭为案件申辩并不适当——朋友说他会震慑整个法庭——他才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越是不顾一切利用各种阴谋来确立自己独立的经济地位,就越是背离其他贵族所认为的革命后美国绅士领袖应该扮演的角色。

几乎所有革命领袖都是第一代绅士。也就是说,他们是家族中第一个进大学、第一个接受博雅教育、第一个展现开明绅士特征的人。与伯尔不同,大多数革命领袖从未宣称“教养源自出身”。事实上,其革命意识形态谴责一切“家世论”与“血统论”,宣称真正造就共和贵族的是德行及其他开明价值观。伯尔的身份地位显然是继承而来,所以他无需将美德视为衡量绅士的标准。

和伯尔一样,汉密尔顿也一直需要钱,他也知道许多像伯尔这样的公务人员都在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赚钱。但他并不想同流合污。1795年,当汉密尔顿财政拮据、被迫下台之际,他的密友罗伯特﹒特鲁普劝他也做点买卖,尤其是土地投机方面的生意。特鲁普说:“其他人都在做这个,你为什么一点小钱也不愿意赚呢?又没有人会责怪你!直到现在你还不肯想想怎么让自己经济独立吗?”他甚至跟汉密尔顿开玩笑说,这种赚钱法能“让你这样的绅士富有起来。如今的世界就是这么厚颜无耻,一个男人如果没有足够的财富,不能过上安逸的生活,他就不会被人当绅士对待”。

当总统选举问题在众议院悬而未决之际,汉密尔顿不遗余力地想要说服他的联邦党同仁支持杰斐逊,反对伯尔。从1800年12月至1801年1月的这五、六周期间,他接二连三地给这些人写信,有历史学家称汉密尔顿为防止伯尔当上总统,发起了一场“歇斯底里”的运动。汉密尔顿向塞奇威克请求道,“看在上帝的份上,请不要让联邦党为此人的升迁担负任何责任”。他一遍遍告诉自己的通讯员:“伯尔只爱自己……他乐观到想要拥有一切,大胆到想要尝试一切,无耻到对一切都无所顾忌”。即使知道自己与杰斐逊是私敌——他说,“如果在这世界上我必须恨一个人,这个人一定是杰斐逊”——汉密尔顿也更倾向于杰斐逊。伯尔则正相反。汉密尔顿私下里一直与伯尔相处得很好,但他说,政治事务不应该以私人关系作为考量。国家存亡命悬一线,他说,“公益事业必须优先于私人事务。”他说服联邦党同仁不要投票给伯尔,杰斐逊才得以在众议院中以35票成功当选为美国总统。

汉密尔顿则针锋相对。对他(和杰斐逊)而言,伯尔“自私”的名声才是问题之所在。伯尔或许只是像大多数美国政客那样,最终成了一位平易近人的实用主义者,但对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来说,伯尔亵渎了他们心目中美国革命的方方面面。在汉密尔顿的心中,“无论怎样比权量力”,杰斐逊“无疑”都略胜一筹。这是品格的问题,他说道:伯尔没有品格,杰斐逊至少“也算有品格”。

虽说伯尔是一名才华横溢的律师、绅士,但他似乎并不在乎这一切。他的作为超出了任何理想的共和派领袖行为的底线,这让汉密尔顿震惊不已。伯尔情愿陷在唯利是图的狭隘派别与利益泥潭中,也不愿假装立于社会各种利益之上去进行裁决。

本文节选自《革命品格:建国者何以与众不同》,作者:[美]戈登·伍德,译者:周顺,审校:丁常昕,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汉密尔顿拒绝了朋友的建议。他告诉特鲁普,“圣人”也许能侥幸得手,赚个盆满钵盈,但他知道自己会被杰斐逊共和派对手当作某个“投机客”或“侵吞公款者”那样公开谴责。汉密尔顿冷嘲热讽地说道,他必须拒绝,“因为一定有些蠢蛋情愿背负无情无义的骂名也不会以公谋私——我的虚荣心偷偷对我说,我也该当一个蠢蛋,而且要在最适合的情境中为众人效劳。”(1797年,汉密尔顿因90年代初期利用财政部长的职务之便牟取私利而被控涉嫌贪污。为了解释为什么1791年要塞钱给雷诺兹先生,他不得不将自己与雷诺兹太太间的风流韵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来证明是雷诺兹先生勒索他。汉密尔顿情愿牺牲私德之名声,伤害自己的妻子,也不允许公德之名声有丝毫玷污。在众人眼中,即便偷偷摸摸当一个奸夫也要好过众目睽睽之下当一个贪官)。

亨利·亚当斯在他精彩的杰斐逊政府史中写道,“水火不容的两派政敌竟如此精诚团结,同仇敌忾,一起来对付伯尔,这在美国历史上闻所未闻。”不仅是杰斐逊与麦迪逊,整个“弗吉尼亚军团”都联合起来围剿伯尔,亚当斯说,正是汉密尔顿这个“最奇怪的朋友,与自己恨之入骨的敌人联手,成功实现了对伯尔的围剿”。亚当斯在他的《美国史》中似乎很不解,那些不共戴天的敌人竟然可以团结一致反对伯尔,但他本不该落到如此境地。在他们心目中,伯尔对美国革命造成的威胁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大得多。实际上,伯尔的威胁毫不亚于伟大革命所带来的希望,不亚于整个共和实验(某种不受私欲左右的精英政治)在美洲的影响。正是出于这种威胁,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最终联手击败了伯尔。对他们而言,伯尔对其阶级的背叛,比任何所谓的叛国罪都要严重得多。这才是亚隆·伯尔真正的背叛。

我们一般不会把亚隆·伯尔视为美国国父。而他的确是位重要的革命家。在副总统尚属高官要职的时候,他曾做过第三任美国副总统。但他与国父间的关系却和旁人大相径庭。伯尔与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汉密尔顿以及麦迪逊等人的差异,令其显得格外有趣。透过他荒诞不经而又非同寻常的职业生涯,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国父要人的性格特征。伯尔的行为挑战了国父思想的基本前提,亵渎了共和主义实验的根本价值。由于伯尔的作为严重威胁到革命意义,国父要人不能听之任之。

马萨诸塞的西奥多·塞奇威克对联邦党人的思想进行了总结。他说,伯尔不是民主党人,他与任何外国势力都没有瓜葛,也不迷信任何理论。他只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普通政客,什么对他有利,什么能有助于他连任,他就倡导什么。但是,塞奇威克补充道,伯尔的“极端自私”也正是他的可取之处。“自私”将防止他伤害联邦党人的国家商业体系。塞奇威克说,伯尔个人从这一体系中受益颇多,他决不会做出任何摧毁该体系的举动。因此,他比杰斐逊更值得信赖。

1807年,伯尔被控叛国罪。当时在里士满联邦巡回法院审理此案的联邦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对叛国罪做出了狭义的宪法解释,才使其无罪释放。从事西部地区秘密投机活动的伯尔最终没有以叛国罪论处。但这绝非伯尔生涯中真正的背叛。伯尔不是因为在西部搞鬼把戏而失去国家领袖信赖的。在他开始西部投机冒险(1806-1807)之前,就已经失去了他们的信任。伯尔不是背叛了自己的国家,而是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这才是亚隆·伯尔真正的背叛。

当然,共和国初期的一些政客看待政治的方式基本上与亚隆·伯尔相同,特别是在纽约地区。但伯尔与他们相比仍有差别。我们常常会忘记他曾是一名何等杰出的政治领袖。他曾是美国参议员、副总统(在当时只有大人物才能当副总统)、一位觊觎总统宝座的野心家。他不仅在1800年总统大选中获得了与杰斐逊一样多的选举人票,1796年的选举中,他也获得了30张选举人票,位列约翰﹒亚当斯(71票)、杰斐逊(68票)、托马斯﹒平克尼(59票)之后,排名第四。前三位候选人都对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平克尼在1795年与西班牙的谈判中成功划定佛罗里达边界,开拓了密西西比地区与美国的贸易。剩下48票分散在其它九位候选人中,只有一位候选人获得15票。18世纪90年代的亚隆·伯尔在人们眼中卓尔不凡、前途无量。而同一时期,没有哪位卓绝的政治领袖会像他这般费尽心力,为了个人形象与政治优势公然讲阴谋、耍诡计;也没有哪位伟大的政治革命家像伯尔那样不受意识形态和革命价值观的影响。

伯尔永远都不可能是悠闲的贵族,他也不是依靠自己的土地及房产收入独立过活的乡村绅士。亚当﹒斯密说过,18世纪英国土地士绅不费吹灰之力就收入颇丰,“这些收入既没有耗去他们的劳力,也没有花费他们的心思,仿佛是天上掉下来的,没有任何预兆,也无需任何计划”。正是由于缺少直接参与市场的经验,英国土地士绅才表现得公正无私,这也是亚当﹒斯密认为这些士绅乃最佳政治领导者的原因。在古典共和思想中,惟有这样的绅士才能摆脱狭隘的市场利益与职业限制(除绅士外,社会以每一位男性的职业来称呼他们)。惟有这样的绅士才能做到公正无私,具备领导社会、促进公共利益的能力。在美国,要想找到这种无需工作就可获得收入的绅士是非常困难的。许多人认为,只有在南方才会出现理想中的独立乡村绅士的形象,当然也有像杰斐逊这种,蓄养几百名奴隶来让自己过上灯红酒绿生活的农夫绅士。

事实上,伯尔的行为在早期美国政治当中比比皆是。正是因为这种利己主义政治在各州立法机构、甚至国会中普遍存在,所以人们才会对贵族派头十足的伯尔的言行表现出惊恐不安。麦迪逊早已预见到,立法政治会成为各类自利派别之间的一场竞争。他在18世纪80年代就意识到,国家政治将被那些心胸狭隘、目光短浅的二流政客或无名小卒所支配,他们只看得到眼前利益,只响应选民的个体诉求。但麦迪逊与其他国父也期待着,某位具有伯尔这种世界主义背景、教育程度和天赋的人士能够超越地方主义以及某些特殊利益,独树一帜,以公正无私的方式来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实际上,麦迪逊在1787年编纂新宪法时就希望鼓励那些具有世界主义眼光、接受过博雅教育的绅士参与到全国政府的选举中来。正如麦迪逊在《联邦论》第10章中所述,伴随着政府的进步、政治舞台的扩大、国家层面代表人数的减少,只有那些“最具魅力、最富感染力的”人才可能被选作大官。伯尔的举动直接驳斥了这种革命期待——即开明士绅领袖将在不同利益之间扮演公正仲裁者的角色。最糟糕的状况莫过于一群没有教养的商人、视钱如命的股票经纪人、心胸狭窄的工匠为了个人利益在政治舞台上你争我夺。但是,如果连伯尔这种受过博雅教育、应该“居高临下……睥睨一切卑鄙自私追求”(汉密尔顿语)的知名绅士都表现得像那些财迷心窍的逐利者,那么就没有人来调和这种狭隘的私利,看护整个社会的正义了。

伯尔不是什么凡夫俗子。他的经历令人难以置信。他一跃而起当上美国副总统,还差点儿坐上总统宝座;他挑战反对派领导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并成功将其击杀;不知是为了分裂美国还是分裂西班牙帝国,他组织了西部投机活动;在这场冒险中,他结识詹姆斯·威尔金森(James Wilkinson),后者既是美国军队的指挥官,也是受雇于西班牙的特工。正是这位威尔金森将军最终指控伯尔煽动叛乱,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下达通缉令,将伯尔逮捕并押送至东部地区,在杰斐逊的家乡接受审判(叛国罪)。虽然杰斐逊的政敌、首席大法官马歇尔最终宣告伯尔无罪释放,但他依然无地自容,远走他乡,几年后回到故里,寂寂无闻地度过余生。

1775年,19岁的热血青年亚隆·伯尔急切投身独立战争,但他的参战更像一种私人行为,而非出于爱国。他曾因为不满某些下级得到提拔而与乔治·华盛顿发生口角。1779年,在几次以辞职为要挟无果后,他最终正式离职。尽管他以生病为由,但很明显,真正的原因是他不能忍受总司令的轻视。在革命后的政治斗争中,他原有好几条路可以走,但经过18世纪90年代早期的一系列意外事件,加上他自身吹毛求疵的性格,最终把他推进了共和党的阵营。尽管他在1800年就成了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但他却从未向该党提出任何承诺,也没有遵守该党的信条,还依旧和联邦党眉来眼去。因此,当人们控诉他“在政治上不守本分”,“没有既定原则、出尔反尔”也就不足为奇了。

伯尔想做18世纪的贵族,但最大的问题在于他没有足够的钱让自己成为一名贵族。他说,钱虽“可鄙”,但他需要钱。尽管伯尔是纽约收入最高的律师之一,但由于生活奢靡,像贵族般处处慷慨解囊,因此他永远债台高筑,甚至常常濒临破产。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借钱,还创造出结构复杂、可能随时崩溃的金融贷款制度。正是这种不靠谱的经济状况与其宏图大志之间的结合,才导致了伯尔不择手段的自肥政治。

他肯定不反感庇护关系。人们常把庇护关系叫做腐败,革命理论家杰斐逊就极其厌恶这种行为。1801年杰斐逊当选总统后,他对于把联邦党公职人员踢出白宫,以共和党人取而代之的做法显得顾虑重重。伯尔则完全无法理解杰斐逊的苦衷。伯尔是那种在荐官时(甚至最后毛遂自荐)恬不知耻的人。杰斐逊回忆起自己在18世纪90年代早期第一次见伯尔的时候,伯尔还是一个纽约的参议员,当时杰斐逊就不信任他。华盛顿与亚当斯理政时期,有一次正准备任命一位重要的军事/外交官员,伯尔闻讯后立即赶到首都“卖弄自己”,用杰斐逊的话说,他想让理政者知道,“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正是这种对庇护关系的狂热让杰斐逊相信,伯尔并不是杰斐逊式的共和党人。1807年,总统杰斐逊终于逮到机会治其罪,他不遗余力地运用宪法法律原则,要给伯尔按上叛国者的罪名。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试图证明,那些有学问的专业人士(他主要指律师)某种程度上就像乡村士绅,他们同样也可以在社会利益冲突中扮演公正仲裁者的角色。他在《联邦论》第35篇中写到,技工、商人、农民已深陷市场当中,鉴于利益关系,人们或许真的不应该相信他们能够在政治上做出公正裁决。但事实并非如此,汉密尔顿说道,这些有学问的专业人士才是最佳政治领导者。他们“能感受到各个不同产业领域间竞争的中立性”,因此他们很有可能是社会不同利益和职业的“公正仲裁者”。汉密尔顿于是强化了一个概念(这一概念影响至今):即律师与其他专业人员在某种程度上不受市场把控,更加大公无私;相对商人而言,他们更适合担任公平公正的政治领导职务。

与革命后的美国百姓一样,汉密尔顿一直以来都秉持经典的领袖概念,因此他用某种特殊的复仇方式来攻击伯尔也就不以为怪了——因为才气过人的伯尔所亵渎的正是这种经典的领袖概念。

难怪伯尔的举动在当时引起了“伟人”同僚的恐慌。身处另一阵营的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也被伯尔的所作所为吓坏了——在他疯狂的西部冒险计划之前已是如此。1800年选举,杰斐逊和伯尔所得的选举人票数恰巧相等(73票),选举移交众议院,每个州的议会代表团都有单独一票。联邦党人倾向于投票给伯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这样想,刚刚当上美国大法官的约翰﹒马歇尔也是如此,他虽然完全不了解伯尔,但他恨极了杰斐逊。联邦党人非常害怕杰斐逊会对国家当局、商业与银行系统、以及美国对外政策做些什么。他们觉得杰斐逊是一个极为教条的民主党人,他想把国家带回到类似《邦联条例》的时代,而且他受制于法国,很有可能与英国开战。伯尔身上则不存在这样的威胁。

亚隆·伯尔本可以成为革命浪潮中的托利党人,事实上,他岳父一家就是坚定的亲英分子。他主要以革命前旧制度的传统视角来看待政治:政治即名利场上的“大人物”及其追随者之间的较量。他认为某些具有高贵血统、有才干的社会上层人士理所当然应该身居要职,而公职只是作为维系他地位和影响力的一种东西。政治除了能够对朋友、家庭以及他自身带来好处之外,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情感意义。就像他说过的那样,政治是“消遣、荣誉和利益的混合体”。

伯尔并不会因为自己在议院提携友人或帮他们忙而觉得尴尬,因为对他来说,这就是政治和社会运作的方式——帮助他人并建立个人效忠与情感联系。贵族是庇护人,底下的门客则对他们感恩戴德。所以伯尔尽可能广罗门客,慷慨之名也藉此而生。与那个时代所有的“伟人”一样,他甚至资助年轻艺术家,包括约翰·范德林,送他遍历欧洲。事实上,在熙熙攘攘的共和制美国,人们绝不会忽略任何一个创造恩惠或利益的机会。1802年,当伯尔得知一位纽约的法国代理商准备为西印度群岛的法国部队补给食物时,他立即给这位法国代理商写了一封推荐信,“肉商温希普在肉类供应方面事事亨通,严格守时。值得先生的信赖。”当然,这位“肉商温希普”正是伯尔忠诚的副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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